【瞬间傻眼】唐人祥茶叶多少钱一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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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陕西不是饮茶文化的发祥地，但与蜀地的饮茶文化有密切的历史渊源。下面是我精心为你整理的陕西茶文化的传播历史，一起来看看。

陕西茶文化的传播历史

(一)“秦人取蜀”推动了“茗饮之事”向全国传播

清人顾炎武《日知录·茶》载：“王褒《僮约》云：武都买荼。张载《登成都白菟楼》诗云：芳荼冠六清。孙楚诗云：姜桂茶荈出巴蜀。《本草衍义》：晋温峤上表贡荼千斤，茗三百斤。”在此基础上，其进一步指出：“是知自秦人取蜀，而后始有茗饮之事”。但依据上文所述，早在西周时期，关中地区已经形成了吃茶的风俗。依据《华阳国志》的记载，巴国在西周时期已经掌握了园栽茶的技术，并将“香茗”等名茶作为贡品进奉给周天子。将顾炎武所言理解为我国饮茶始于战国时代显然不妥。在秦朝统一天下之前，中国茶叶的主产区应仍在巴蜀地区。在战国诸侯纷争的情况下，各国之间的商品交流非常困难，尤其是巴蜀僻处西南一隅，茶叶及茶文化的对外输出基本无法实现。据文意揆之，顾炎武所言“自秦人取蜀而后，始有茗饮之事”，当指自秦国取蜀之后，巴蜀地区所出产的茶叶才开始大量进入中原地区，饮茶的风俗逐渐被更多的人所接受而言。“秦人取蜀”在公元前316年，此后，巴蜀地区的茶文化与关中地区的茶文化之间的交流应更为频繁和密切。而“茗饮之事”完成向全国的传播，应是在秦王朝于公元前221年统一全国之后。

(二)唐朝中期在陕西开启了“茶马互市”的先河。

“茶马互市”，是我国唐宋至明代时针对少数民族施行的一项以茶易马的贸易制度。作为汉唐时期的全国政治中心及宋代以后的西北重镇，以西安为中心的陕西是古代“茶马互市”的关键场所之一。唐朝的茶风鼎盛，其饮茶习惯开始对周边少数民族产生关键作用，吐蕃、回纥等周边少数民族渐如唐人“一日不可无茶”。在松赞干布之前，吐蕃尚无饮茶的习惯。随着文成公主的入藏，饮茶的习俗也开始传人吐蕃，吐蕃民族饮茶之风逐渐盛行。唐玄宗开元年间，吐蕃与唐在赤岭(今日月山)、陇州(今陕西陇县一带)等处互市，双方交换的物品主要是马匹和茶叶、绢帛等。在回纥帮助唐朝平定安史叛乱后，为了酬谢回纥之功并满足自身的战马需求，唐朝与回纥之间保持了长期的以唐王朝特产换取回纥马匹的贸易。在唐人封演所撰的《封氏闻见记》中，记载了回纥与唐朝实施茶马贸易的具体情况：“古人亦饮茶耳，但不如今人溺之甚。穷日尽夜，殆成风俗。始自中地，流于塞外。往年回鹘入朝，大驱名马市茶而归，亦足怪焉。”这是我国历史上有关茶马互市的最早记载。《新唐书》《陆羽传》亦载：“羽嗜茶，著经三篇，言茶之原、之法、之具尤备，天下益知饮茶矣……其后尚茶成风，时回纥入朝，始驱马市茶。”由此可见，在唐朝输入回纥的物品当中，除了绢帛，茶叶也扮演了关键的角色。

(三)唐代长安与中国茶文化的对外传播

1 唐长安创造了最辉煌的宫廷茶文化 宫廷用茶在周代已有记载。到了唐代，统治者对茶事格外投入，将宫廷茶饮推向了极致。宫廷饮茶主要在以下场合：娱乐、王子公主婚嫁、殿试、内廷赏赐、清明宴、帝王清饮、供养三宝、赐茶、接待外国来使、祭天祭祖等。每年宫廷举办规模盛大的清明茶宴，以茶事展现大唐威震四方、富甲天下的气象，显示君王精行俭德、泽被群臣的风范。唐宫廷茶文化还创制了世界上绝无仅有的茶具。1987年5月，法门寺地宫出土了唐代宫廷茶具系唐僖宗李儇御用珍品，共27件。其中，有鎏金鸿雁流云纹银茶碾子、金银丝结条笼子、盘丝座葵口素面小银盐台等富丽堂皇、璀璨夺目的金银器茶具。中外茶学界、茶文化界专家一致认为，法门寺地宫出土的唐代宫廷茶具是迄今为止世界文化史上发现时代最古老、器形品类最完整、制作最为精美、华贵的茶具，堪称国宝。它代表了唐代茶文化达到了无与伦比的境界，印证了中国是世界茶文化的摇篮和发祥地。2 唐代长安茶文化向日本的传播 由于隋唐时期国力昌盛，日本在这个时期曾经先后派遣了20余批次的遣隋使及遣唐使前往中国。日本在唐代之前尚不产茶，但在805年左右，日本的京都附近已经有茶树的存在，故学者推测大致在贞观四年(630)至805年之间，日本所派遣的遣唐使将茶籽带回日本，并最终种植成功。但真正将唐都长安的茶文化传播到日本的却是日本派遣到唐朝的留学僧。其中，又以空海、永忠最具代表性。永忠和尚在唐代宗大历十年(775)随遣唐使到达长安，此后其在长安居住了30年之久。在长安期间，永忠深受长安茶文化的作用。其在805年返回日本后，不仅将茶种带回日本，更是将唐都长安的茶文化传播到日本。依据《日本后纪》的记载，弘仁六年(815)四月癸亥，磋峨天皇“幸近江国滋贺韩畸，便过崇福寺。大僧都永忠、护命法师等，率僧奉迎于门外。皇帝降舆，升堂礼佛。更过梵释寺，停舆赋诗，皇太弟及群臣奉和者众。大僧都永忠手自煎茶奉御，施御被，即御船泛湖，国司奏风俗歌舞。五位已上、并掾以下，赐衣被，史生以上、郡司以下，赐帛有差”。据日本学者小川后乐的研究，永忠为磋峨天皇所煎的茶是由其在日本栽培的优质茶。在磋峨天皇的推动下，永忠培育茶叶的方法得以在日本关西地区普遍推行。唐德宗贞元二十年(804)，空海大师跟随遣唐使来到长安。而其在长安青龙寺学习佛教密宗教义期间，深受长安嗜茶风俗的作用。在空海回国后，其一方面将从唐朝带回的茶籽分种各地。另一方面，他还将唐朝制茶的工具、技术，以及饮茶技艺等也带回日本。空海在815年呈给嵯峨天皇的《空海奉献表》中，就有“观练余暇，时学印度之文茶汤坐来，乍阅振旦之书”的记载。通过永忠、空海等高僧的努力，唐朝的茶文化在日本的寺院和上层社会中得到广泛传播。

3 唐长安茶文化促成了阿拉伯饮茶之风俗 在唐代的中西方贸易当中，茶叶也担当了关键的角色。长安作为丝绸之路的起点，也是中国茶外销的贸易中心。唐代茶叶的出口量很大，沿丝绸之路输往中亚、东南欧和北非占相当大的比例，是外贸的主体商品之一。唐朝与阿拉伯帝国往来频繁，我国史书记载，从唐高宗永徽二年(651)到唐德宗贞元十四年(798)的147年间，阿拉伯曾37次遣使来唐。阿拉伯一带商人到中国的也不少，逐步接触饮茶之风。在成书于851年的《中国印度见闻录》中，作者苏莱曼通过记述“关于印度、中国及其国王的情况”，对当时唐朝所出产茶叶也有所记述：“国王本人的主要收入是全国的盐税及泡开水喝的一种干草税。在各个城市里，这类干草叶售价都很高，中国人称这类草叶叫‘茶’(Sakh)。此种干草叶比苜蓿的叶子还多，也略比它香，稍有苦味，用开水冲喝，治百病。盐税和这类植物税就是国王的全部财富。”通过商业贸易的方法，阿拉伯商人将茶叶向西传播。至今阿拉伯人饮茶风气很盛，自唐朝算起饮茶亦有千年历史了。

(四)陕西茶商在明代创造了中国茯砖茶的始祖文化

明清时期，陕西商人抓住中央政府在陕西实行“茶马交易”的政策机遇，输茶于陇青，逐步垄断了西北边茶贸易。为了减小茶叶体积，方便长途运输，精明的陕西商人把茶叶制成茶块，运往西北地区销售。对茶再加工的期间，陕西商人总结出了一套特别的制作工艺，特别是通过一道特殊的“发花”程序，专门在“砖块”中培养“冠突散囊菌”，俗称“金花”，有化腻健胃、御寒提神的饮用功效。故此泾阳茯砖茶一直受边疆少数民族的喜爱，与粮、奶、肉并列，成为西北地区各族人民的生活必需品，被誉为“中国古丝绸之路上神秘之茶”“西北少数民族生命之茶”。泾阳茯砖茶制作工艺上形成了“三不能制”的说法：一是离了泾河水不能制二是离了关中气候不能制三是离了陕西人的技术不能制。经过多年反复摸索和试验，直到1953年，在陕西茶工、技术人员的帮助下，经武汉大学生物系教授的指导，才实现了在湖南安化砖茶厂所谓“移地筑制”的神话。

陕西茶文化的历史起源

至唐代,陕西茶进入辉煌时期。陆羽《茶经》记载全国茶叶生产情况时写道:“金州生西城、安康二县山谷。”即今安康、紫阳、石泉、岚皋几县沿汉江山谷。又云:“梁州生金牛、襄城。”即今宁强、南郑、汉中、留坝、勉县一带。———当然,陆羽对陕南茶评价并不高,那起因在于江南茶得其天时地利后来居上,中国茶业的重心也就是从唐代以后渐向东南倾斜。但陕南茶在中国西部地区独领风骚则是不容置喙的事实。《新唐书·地理志》载:“金州汉阴郡,土贡麸金、茶牙、椒、干漆。”“兴元府汉中郡土贡谷、红枣……柑、枇杷、茶。”

陕西茶作为商品进入市场,也自唐代始。据西安“清盛魁”茶行的传人回忆,他们家清代还保存有唐代在长安经营“山南茶”的帐册,上面记有唐代名臣秦琼、尉迟敬德买山南茶的帐务。说明在唐代的陕西已有较成熟的茶叶市场,茶业的消费者不仅有普通的平民百姓,还有达官贵人。

在唐贞元末年,朝廷为了固边,扩充军队,急需大批马匹,用于装备骑兵和运输粮秣,而西北地区的少数民族又急需大批茶叶,鉴于双方的需求互补,朝廷适时的设立边贸市场,用茶48叶与西北的少数民族换马,开了茶马交易之先河。当时的贡献就是为唐王朝换回纥马,是隐性的国防战略物资。

宋代是山南茶打入大西北市场的时代。当时,山南人以种茶作为主要经济来源。苏辙《栾城集》中说:“洋州(今洋县、西乡等地)、金州(今安康地区)人户以种茶为生。”周靖文的《宋代的茶叶产区》一文言道:秦岭以南包含陕南的成都府路和利州路11州“岁产茶2102万斤”,占全国总产量的30%。宋熙宁七年实行“茶马法”,在京西路金州设买茶场6处,全陕西设卖茶场332处。在当时,茶不仅是陕南农户衣食的关键来源,朝廷也由此开辟财源和扩充军备。熙宁七年后,属京西路金州所辖的茶区和蜀道茶叶贸易空前繁荣。全陕西卖茶的边贸市场共计有332处。榷茶政策的实质是带强制性的统购统销,由制定价格,低价收进,高价卖出,官方牟取暴利,既增加了财政收入,又解决了军队急需的马匹。国因马强,茶因马贵。当时一驮茶可换回一匹马,陕西每年输边茶叶20000驮,可换回20000匹马。南宋时马价增值,20000驮茶只能换3000匹马,朝廷每年购马11900匹之多。

宋代茶风旺盛，且盛行斗茶之风。汤色白,喜欢选用黑色茶盏以衬托汤色,便于评判胜负。由此可见,饮茶自然已成为山南人的普遍嗜好,且以斗茶为乐。

明代的汉中是陕南茶和蜀茶的集散地和贸易中心。汉中茶的产量最高达到500万斤(1557年),合2500吨。

明承宋制,不改以茶易马的国策。朱元璋认为“用茶易马,固番人心,且以强中国”。汉中茶作为间接的“国防资源”又升了级别,《茶法》90%的文字皆针对汉中茶和川茶。《明史》载:“用汉中茶300万斤,可得马30000匹。”100斤汉中茶可交换1匹回纥良马,可见当时汉中茶价之昂贵。 朝廷鉴于边境烽火绵绵,敌国又善骑射,便加大了扩军备战的力度,以茶易马更见其关键,对汉茶的生产成了当务之急。茶的产供销完全成了政府表现,全力以赴,有效地促进了茶叶生产的大发展。加之明王朝由于遭到了襄阳流民起义军的打击,不得不废止“禁山政策”,大规模的移民开发推动了山区经济的发展。万历《陕西通志》卷8载:明正德七年(1512)以后,金州、汉阴、紫阳、石泉一州四县在官府注册的茶户为2000余户。陕南的茶叶产量在陕西大地震之前,“正额茶易马外,多开中以左公家,有至500万斤者”。

清同治五年(1866),清廷调左宗棠出任陕甘总督,率湘军镇压回民起义。左宗棠是湖南人,见“汉茶”充斥大西北茶叶市场,有意提携湖茶,为湖南茶商争得部分份额。如左宗棠驻军的甘肃省,添设南柜,涌来大批南方商人。发展的历史机遇,重新占领了大西北茶叶市场,并转输鄂北、豫南。陕西茶业又有较大发展,仅兴安地区就达300万斤,合1500吨,其中紫阳一县的产出超过200万斤,合1000吨。

总之陕西的茶叶和茶文化的历史地位,在中国茶史上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和举足轻重的历史地位。

茶道，是咱们中国古老的文化之一，形成了一整套的文化知识体系。下面是我精心为你整理的茶道文化知识，一起来看看。

中国茶文化的形成

茶文化从广义上讲，分茶的自然科学和茶的人文科学两方面，是指人类社会历史实践期间所创造的与茶有关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从狭义上讲，着重于茶的人文科学，主要指茶对精神和社会的功能。由于茶的自然科学已形成独立的体系，因而，现在常讲的茶文化偏重于人文科学。

三国以前的茶文化启蒙

很多书籍把茶的发现时间定为公元前2737-2697年，其历史可推到三皇五帝。东汉华佗《食经》中：“苦茶久食，益意思”记录了茶的医学价值。西汉以将茶的产地县命名为“荼陵”，即湖南的茶陵。到三国魏代《广雅》中已最早记载了饼茶的制法和饮用：荆巴间采叶作饼，叶老者饼成，以米膏出之。茶以物质形式出现而渗透至其他人文科学而形成茶文化。

晋代、南北朝茶文化的萌芽

随着文人饮茶之兴起，有关茶的诗词歌赋日渐问世，茶已经脱离作为一般形态的饮食走入文化圈，起着一定的精神、社会作用。

唐代茶文化的形成

780年陆羽著《茶经》，是唐代茶文化形成的标志。其概括了茶的自然和人文科学双重内容，探讨了饮茶艺术，把儒、道、佛三教融入饮茶中，首创中国茶道精神。以后又出现大量茶书、茶诗，有《茶述》、《煎茶水记》、《采茶记》、《十六汤品》等。唐代茶文化的形成与禅教的兴起有关，因茶有提神益思，生精止渴功能，故寺庙崇尚饮茶，在寺院周围植茶树，制定茶礼、设茶堂、选茶头，专呈茶事活动。在唐代形成的中国茶道分宫廷茶道、寺院茶礼、文人茶道。

宋代茶文化的兴盛

宋代茶业已有很大发展，推动了茶叶文化的发展，在文人中出现了专业品茶社团，有官员组成的“汤社”、佛教徒的“千人社”等。宋太祖赵匡胤是位嗜茶之士，在宫庭中设立茶事机关，宫廷用茶已分等级。茶仪已成礼制，赐茶已成皇帝笼络大臣、眷怀亲族的关键手段，还赐给国外使节。至于下层社会，茶文化更是生机活泼，有人迁徙，邻里要“献茶”、有客来，要敬“元宝茶”，定婚时要“下茶”，结婚时要“定茶”，同房时要“合茶”。民间斗茶风起，带来了采制烹点的一系列变化。

明、清茶文化的普及

此时已出现蒸青、炒青、烘青等各茶类，茶的饮用已改成“撮泡法”，明代不少文人雅士留有传世之作，如唐伯虎的《烹茶画卷》、《品茶图》，文徵明的《惠山茶会记》、《陆羽烹茶图》、《品茶图》等。茶类的增多，泡茶的技艺有别，茶具的款式、质地、花纹千姿百态。到清朝茶叶出口已成一种正式行业，茶书、茶事、茶诗不计其数。

茶道文化之茶境

由于茶树鲜叶有较强的灭菌和解毒功用，所以茶叶最初是直接食用新鲜叶子，作为药用，后来发展为熟吃，烹煮饮用，冲泡饮用，直到今天，成为与咖啡、可可并行的世界三大无酒精饮料之一。

《红楼梦》第四十一回贾宝玉品茶栊翠庵，写出了品茶之境。当贾母带刘姥姥逛大观园，来到栊翠庵，妙玉向众人献茶之后，请宝钗、黛玉去吃体己茶，宝玉也跟着去了，发生了一系列有趣的事情，极能说明中国茶文化的境界。

妙玉先拿出七种非同寻常的茶具，茶具的精美可见茶在当时人生活中的关键位置，它已经成为人日常生活中关键的生命活动。

其后，妙玉煎茶，其用的水也非同小可。黛玉不知，问：“这也是旧年的雨水?”妙玉不由冷笑道：“你这么个人，竟是个大俗人，连水也尝不出来!这是我五年前在玄墓蟠香寺住着收的梅花上的雪，统共得了那一鬼脸青的花瓮，总舍不得吃，埋在地下，今年夏天才开了，我只吃过一回，这是第二回了。你怎么尝不出来?隔年的雨水哪有这样的清淳?怎样吃得?”

妙玉用的茶叶怎样，书中不存在明言，但她奉与贾母的老君眉都那般清淡醇香，她本人所用之茶自不待言。仅在一个小小的修道庵中，随意品一次茶，就如此考究精致，不仅茶具、茶叶精妙绝伦，连煎茶之水也费尽心机，可见茶与境连。

至于吃茶之法，妙玉更有高论：“一杯为品，两杯就是解渴的蠢物，三杯就是饮牛饮驴了。”尽管这话有些夸张，但也说明饮茶是人生的一件雅事。

饮茶最关键的是一种心境。唐人裴汶在《茶述》中说：“茶……其性精清，其味淡洁，其用涤烦，其功致和。”茶味在于“淡”，饮茶时需要神清气闲，心态平和，在静默中细细品味，喧闹污浊是与茶境不符的。一人独饮，或有性情相投、心境淡泊的朋友共坐，浅斟细酌，清言雄辩，在一杯清茶中静静享受人生，韵味至深。此情此景，何等情爽宜人，于是千般忧虑都悠然忘怀，心绪清明，神驰物外。面对挚友，体会一种人生淡然的心境，才能不腻不烦而持久。所以说，在洁净无染的气氛中，一杯淡茶能涤去忧愁烦恼，能带来静穆和善。这类通过荣为中介，把咱们引进一个闲静清高的人生境界，就是达到茶中极境了。

只有当眼前心中不存在了富丽奢华的景象和蝇营狗苟的私念时，才能感受茶那淡远的幽香。 饮茶时环境和心境都极其关键。据《茶疏》所载，适宜饮茶的环境为：心手闲适，杜门避事，荷亭避署，小院焚香，清幽寺观，名泉怪石等等。而作事、观剧、发书柬、长筵大席、人事忙迫时则不宜饮茶。烹茶时不能用恶水、敝器、铜匙、木桶、柴薪、鼓炭等，也不宜靠近阴屋、厨房、市喧、酷热斋舍等。茶之一物，因包含着一个深邃而广阔的世界，而成为一种艺术、一种文化。

茶之道是一种高洁醇美的象征，是中国艺术文化生活中关键的一节。茶的各道工序，不管是采茶、制作、还是烹煮、斟茶，洁净是其第一准则。采茶时必须是天气清明的早晨，空气清新，茶树上露水芬芳犹存，所采的茶才是上品，阴雨天采的就差了制作时杀青、揉捻、干燥等等诸道工序更要洁净无垢。

茶讲求和谐，故此好茶要配好水，择水是极为关键的。山上的水为最好，山水中又以乳泉细流者为上。唐代茶圣陆羽曾经品评天下名泉，第一是庐山康王谷帘泉，第二是无锡惠泉寺石泉(著名的二胡曲《二泉映月》即源于此)，第三是蕲州蕲水(今浠水县)兰溪石下水，好茶名泉，相映生辉。

烹茶更是一种超然脱俗的氛围。在山麓水涯，随意设一草屋，即可作茶室，茶室氛围庄重和谐。烹茶需用小壶，以宜兴紫砂陶壶最为适宜。待水壶中水一滚二滚三滚之后，斟茶人提起水壶，将小陶壶内外一浇，使陶壶内外同时加热，放入茶叶，利用温壶的热量将干茶的香气烘托出来，让饮者闻香，称为“汤前香”。然后注水冲泡，饮者先要欣赏茶汤的“杯面香”，其次欣赏色泽，再次啜饮滋味，最后欣赏留在杯内的“杯底香”。在这小小的空间中点茶待客，香生茶室，境出尘表，举止轻缓而优雅，饮茶已不是其目的所在，而礼仪、道德，以及主客之间心灵的交流才是其主旨。

那新鲜神秘、清中带微黄的琼浆，浸人心脾，似乎犹带着清晨露水的芳香。人也因秉持诗意、温爱、幻想、祥和、宁静而将有限的生命带入出神状态之中，使人的心灵具有一种虔诚的迷醉般的安宁与和平。在这类状态中，整个灵魂沉浸在寂静清和的氛围，而导向幽玄超脱之美。

佛门弟子也好茶，认为“茶禅一味”，将饮茶功夫与宗教中的参禅悟道融合在一起。

曾有一个禅师的弟子问禅师道：“何为佛法?”禅师道：“饮茶去。”又一弟子来问：“何为佛法?”禅师道：“饮茶去。”最后小弟子来问“何为佛法?”禅师依旧道：“饮茶去。”小弟子不明白，问道：“为何对三人都说饮茶去?”禅以手指心，小弟子突然开悟。

因为饮茶就是让你去见到你至淡至纯的本性，本性就是佛，就是佛法。佛家所谓“见性成佛”，假如你不存在见到本人的本性，那么你心中想佛，口中念经，表现上持戒，尽管在功德上可能获得果报，智慧也可以得到增长，但是并不存在真正熟悉本人的本性，不存在彻底领会生死的根本，所以也就不存在见佛。禅宗认为，佛就在本人心中，而不能到外界去体认。这与饮茶时悠然自适，不多言语，静静体味自然人生的境界不谋而合。

除中国外，崇尚茶文化的很多，日本即其中之一。日本茶道具有传统性、规范性和广泛性。日本并无原生茶，茶及茶文化都传自中国，最早是留唐日僧最澄从中国带回茶种，12世纪，又有留宋日僧荣西将茶种带入日本，并著《吃茶养生记》，经将军源实朝提倡后开始推广，至16世纪千利休居士集大成，提出“四规”(和、敬、清、寂)和“七则”，礼仪与规则请求极为严格，得当时最高权臣丰臣秀吉的扶持参与，形成日本文化中独树一帜的茶道。日本茶道采用粉茶点服法，反映了我国宋代和日本中世时期的饮茶方法，尽管这类茶在生产技术上已经过时，然而氤氲古香却为其增加了一种“艺术隔离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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