兴隆茂茶叶有限公司

兴隆茂茶叶有限公司董事长王建华介绍，今年公司种植面积扩大到2000亩，预计产量可达1.5万吨，实现产值1.5亿元。目前该公司已与广东、福建等地客户签订了长期合作协议，年出口量可达1000吨。同时公司还与国内知名食品企业达成战略合作，在产品研发、生产、销售等方面开展深度合作作。近年来随着市场竞争日趋激烈，我市不少企业面临着原材料价格上涨、人工成本增加、环保压力等疑问，生产经营举步维艰。

中国社会科学报社科基金专刊

作者系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万里茶道’茶业资料搜集整理与研究”子课题负责人，湖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万里茶道研究院副院长

“万里茶道”茶源地的形成和发展，是国内和国际商路演变的结果。清前期，唐以后陷于沉寂的汉水航运复兴，汉水与长江交汇的汉口成为“江海贸易之总汇”的“九省通衢”。以汉口为枢纽，通过汉水航运至樊城，再北上经河南、山西、直隶到东口(张家口)，继续北上进入蒙古地区，形成一条长江中下游地区与北方和蒙古之间的南北向商路。茶叶是这条商路上的主要商品之一，进而通过蒙古地区进入俄国市场。1727年，中俄《恰克图条约》签订后，经蒙古通往中俄边境口岸恰克图的贸易线路打通，茶叶成了恰克图贸易的主要商品，最远销售到莫斯科和圣彼得堡。

“万里茶道”茶源地的形成

“万里茶道”北面连接着西北和俄国的消费市场，主要商品是砖茶和红茶。在南方，以汉口为中心的航运和商路体系连接着几个关键的茶源地，最远达到福建崇安县的武夷山茶区。1857年出版的俄国人阿·科尔萨克研究俄中商贸历史的著作详细介绍了中俄茶叶贸易，砖茶的市场主要在俄国西伯利亚和中亚，茶源地在湖南省；红茶的市场主要在俄国欧洲地区，茶源地在福建武夷山。1755年至1762年间，俄国通过恰克图贸易进口中国茶年均11000普特到13000普特(1普特等于16.38公斤)，其中砖茶和白毫茶大约各半。1768年至1785年间年均进口29000普特，1800年达到69850普特。1821年至1830年年均进口143296普特，到19世纪40年代，恰克图茶叶贸易规模达到年均270591普特。1848年高达369995普特，其中白毫茶253746普特，相当于4156吨；砖茶116249普特，相当于1904吨。在一个世纪间，贸易量增长了二十几倍。假如加上走私到西伯利亚的砖茶以及砖茶在蒙古地区的大量销售，“万里茶道”贸易的增长幅度更为巨大。

太平天国战争期间，“万里茶道”茶源地发生关键变化。因武夷红茶北运通道受阻，晋商在汉口周边地区采购红茶。此前，已有广东商人到两湖推广红茶制作技术。晋商的采购，使得两湖红茶和毗邻湖北的江西宁红茶区取代武夷茶区，成为俄国市场的茶源地。中国的红茶产区扩张到长江中游，最远达到武陵山少数民族地区。

“万里茶道”茶源地的变化，进一步提升了汉口在茶叶出口贸易中的地位，改变了中国茶业格局。1861年，汉口开埠后，因其腹地有产地广阔、品种齐全的多个茶源地，俄、英等国洋商纷至沓来。1862年，中俄《陆路通商章程》允许俄商来中国内地采购、加工和贩运茶叶。俄商立即来汉口直接购买茶叶，开设工厂，商业触角直达各茶源地，并另辟海上商路，与此前垄断中俄贸易茶源的晋商竞争。中外茶商云集的汉口成为最关键的茶叶出口集散地之一，“为长江一带茶市之总枢纽，鄂、湘、皖、赣之茶悉集于此”。(《庚戌七月调查国内茶务报告书》)从1873年到1894年，汉口茶叶出口占全国茶叶出口比例都超过30%，最高的几年高达百分之四十几。 汉口被誉为“世界茶叶港”，直到20世纪初“万里茶道”衰落以前，是包含“万里茶道”在内的多条茶叶出口商路共同的枢纽。

“万里茶道”的五大茶源地

安化茶区：位于湖南省中西部雪峰山区。据科尔萨克记述，略微苦涩的湖南茶“往往被制成砖茶大量出口”。鸦片战争后，安化又开始生产红茶。晋商长裕川茶庄商业文书《行商遗要》记述在安化收茶的情况，黑茶包含花套茶(百两茶、千两茶)和三尖茶(天尖茶和贡尖茶)，红茶包含茶叶和花香(茶末)。一批晋商由行商转为坐贾，在安化开设茶庄，收购加工，如著名的“三和茶号”与“兴隆茂”(中茶安化茶叶有限公司的前身)。19世纪末20世纪初安化茶业极盛，年产黑茶近15万担，红茶70万箱，是湖南最主要的茶区。

以羊楼洞为中心的鄂南茶区：包含湖北蒲圻、崇阳、咸宁、通山、通城和湖南临湘的湘鄂交界地带山地茶区。蒲圻的羊楼洞是传统茶产区，附近有良港可通航汉口。到安化采购黑茶的晋商，在此推广砖茶制作技术。现存清中期《羊楼洞、羊楼司买茶规程》等晋商文书显示，最晚到19世纪上半叶，以羊楼洞为中心的砖茶区已是“万里茶道”的关键茶源地。晋商在此长期经营，开设三玉川、巨盛川、长裕川等多家以“川”命名的茶行。印有“川”字的砖茶在蒙古地区和俄国西伯利亚广受欢迎。

武夷茶区：以福建崇安县为中心的武夷山茶区是红茶的发源地。18世纪，红茶进入欧洲市场。武夷红茶外运从下梅村、星村启程，北至江西铅山河口镇后装船，下鄱阳湖、入长江，至汉口汇入万里茶道主线；或从鄱阳湖南入赣江，过大庾岭入广东珠江水系，运至广州出口。现存鸦片战争前形成的晋商《武夷买茶规程》详载从崇安县星村购买红茶后运至张家口的线路。直到太平天国战争前，俄国进口红茶都来自武夷茶区。从1842年至1951年的10年间，从恰克图总计出口武夷红茶2022936普特，约等于33136吨。

宁红茶区：位于江西西北部的修水，以及毗邻的武宁和铜鼓县，境内有修河自西向东汇经赣江入鄱阳湖。修水古称义宁州，故此所产红茶称宁州红茶，简称“宁红”。当地红茶生产始于道光年间。据清人叶湍延《纯蒲随笔》，“(宁)红茶起自道光季年，江西估客收茶义宁州，因进峒教以红茶做法”。宁红是著名的工夫红茶，是长江流域三种高档红茶之一，大部分销往俄国。19世纪90年代，年出口量达30万箱。

宜红茶区：湘鄂西武陵山区自古以来出产优质茶，境内清江在宜都注入长江。据顾彩《容美记游》记载，18世纪初，容美土司地区已初步形成规模化茶叶种植产业，大量销往湖南湘潭。道光、咸丰年间，广东商人来此推广红茶制作技术。此后，武陵山少数民族地区的红茶生产和外销大规模发展起来，产地从鹤峰、长乐(后改名五峰)逐渐扩展到湖南石门和慈利。“宜昌茶之名驰于海外”，是长江流域三种高档红茶之一，最盛时年产二三万箱。宜红的花香号称第一，是汉口茶厂制造红砖茶的顶级原料。

“万里茶道”茶源地的历史意义

“万里茶道”是历史上“茶马贸易”的升级版。边销茶源地由川、陕茶区向长江中下游茶区转移，是中国茶业史和贸易史上的一大变化。唐宋时期，饮茶习俗传入草原畜牧业地区和青藏高原地区，逐渐由奢侈品普及为日常生活必需品。由于西北和青藏高原少数民族地区不产茶，从唐末到北宋，官营茶马贸易兴起，至明代最盛，延续到清初。为交易方便，茶源地主要在今陕西汉中和四川。16世纪，来自长江中游的安化“湖茶”开始进入西北。清前期，中央政府强化了对蒙、藏地区的控制，官营茶马贸易在雍正年间退出历史舞台，控制北方边贸的晋商可以大规模从内地向边疆少数民族地区贩卖茶叶等商品，交换特产。为此，南下寻找茶源地等边销商品产地，是汉水航道复兴和汉口兴起的关键历史背景。历史上第一次在北方少数民族地区和长江中下游地区之间建立起大规模、持久的贸易往来关系，是清朝统一多民族巩固和发展的关键成果。

“万里茶道”的兴起、外销茶源地的出现，是当时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关键环节。17世纪晚期到18世纪，欧洲的商业力量从南方的海路和北方的陆路进入远东地区，寻找大宗贸易商品。茶叶被引进欧洲后，几十年内成为流行的日常消费品，在英国和俄国是生活必需品。 茶叶贸易迅速成为中欧贸易增长极为关键的推动力。到19世纪，茶一直是中国与欧洲之间主要的贸易商品之一。欧洲市场流行中国国内消费很少的红茶，北方边贸和外贸所需的砖茶也是内地不消费的品种， 一批以外销和边销为主的茶源地兴起，改变了国内茶叶生产格局，也使得中国茶产业与国际市场紧密联系在一起。从此，中国茶业的兴与衰成为经济全球化进程的一部分。